大航海时代 | 中台湾的地缘特点、诏安郑芝龙带来的变局
文 | 温骏轩 辑 | 尘埃 兆斌
在各方角逐的台湾岛上，这座岛屿上的原住民，似乎不应该被忽视。然而现实情况是，在殖民开拓中，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原住民，无论在人口数量、组织形式，还是生产力、技术方面都无法与文明程度更高的外来势力相抗衡。最终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，往往就只剩下山地和茂密的森林。由此也导致了一些误解，那就是这种阶段的原住民，似乎就是天然的更适应于山林。一如我们将台湾原住民统称为“高山族”，便是源自于这种认知。
在自然演化过程中，人类族群并不会天然只选择山地森林作为栖身之地的。平坦的平原或者台地，在经济上会更具吸引力。实际情况是，在外来势力介入之前，这种竞赛就已经在原住民内部产生了。最终选择在山地森林中生存的部族，更多可以被看成是这场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。在台湾岛，“高山族”的概念，本质只是指向那些尚生活在山地中的部族；生活在低地上的原住民部族则被称之为“平埔族”。在日本开始经营台湾的20世纪初，这些来自北方的殖民者，曾经做过一次统计，其中平埔族氏族为十个，高山族为九个。
台湾五大山脉
中央山脉、雪山山脉、阿里山山脉、玉山山脉、海岸山脉
▼
高山族之名，几乎成为了整个台湾原住民群体的名称，是因为随着外来势力的介入以及开拓，居住于低地的平埔族，不可避免的将与外部力量发生交融，并学习对方的生产、生活方式。这即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机遇在于，这些原住民中的先发者，可以获得比山地同胞更多的资源壮大自己；挑战则在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生活在低地的原住民将不可避免的被融合（或退入山林）。基于大陆移民在台湾开发中的主导地位，平埔族失去自己氏族特征的过程，一般就被视为“汉化”了。
很显然，对外来者来说，平埔族会更容易和平共处。来自大陆的移民根据这一特点，一般会将之归类于“熟蕃”；生活在山地之中，更希望维持原始生活的（甚至猎头）原住民则被归类为“生蕃”。没有人能够真正统计出，从17世纪20年代，台湾岛正式进入移民开发阶段后，到底有多少生活在低地的平埔族原住民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。历史关注的，更多是那些曾经造成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。正如要是没有1930年发生于阿里山脉中的原住民反抗事件——雾社事件，也不会有2012年台湾上映的史诗剧作《赛德克.巴莱》。
“雾社事件”是日本占领台湾之后，发生的100多起原住民反抗事件中，最为惨烈的一起，上千原住民及160余日本人，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。尽管这一事件，后来对日本统治原住民的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，但雾社事件及类似事件（不限于日据时期）的发起者，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，更多是一种自然反抗。在荷兰统治台湾时期，一度出现在台湾中部的“大肚”国，算是勉强彰显过原住民政治的存在。
在台湾的地缘政治版图上，除了南、北台湾以外，与东台湾板块一样存在感不太强的，还有“中台湾”板块。
以方位来对应的话，大家很容易想到，这应该是以“台中市”为核心的一个区域划分。事实的确如此，如果单纯以浊水溪这条地理中线，来分割台湾西部平原地带的话，位于溪水之北的中台湾地区，在地缘上则算是附属于北台湾板块。在今日台湾的蓝绿选战中，浊水溪亦经常成为各方津津乐道的地缘分割线。在浊水溪之南，由早期移民形成的所谓“本省人”占据了绝对优势；而在浊水溪之北，被认定为“外省人”身份者，比例则明显上升。
以核心平原来看，中台湾包括有台中盆地、彰化平原两个地理单元。台湾山脉以西平原地带南宽北窄的走势，使得中台中盆地、彰化平原北部的新竹、苗栗两县，存在大量依山靠海的丘陵地带（地理名称为“苗粟丘陵”）。在南台湾的大片平原地带为大陆移民所开拓的情况下，平埔族的生存空间，渐渐向北退向这些中台湾地带。这也为立足嘉南平原，向北扩张的荷兰人制造了障碍，其中最大的原住民势力，就是刚才说的大肚国。好在荷兰人的扩张是依靠的海路，只是在他们从西班牙人手中，拿下北台湾的沿海据点，并臣服其腹地的原住民部落后，依旧无法实际控制中台湾地区。
由平埔族建立的“大肚国”，有时会被认定为一个“王国”。不过客观的看，它的组织形式更像是一个部落联盟。源出中央山脉，西经台中盆地、彰化平原注入台湾海峡的“大肚溪”（现名乌溪）下游地区，是归属于这个联盟的近20个村社的生息之地。与大肚溪相伴而生的，是一条由浊水溪起向西北方向延伸，跨越大肚溪与苗栗丘陵相接的小型山脉——八卦山脉。这条海拔仅有百米的小型山脉，亦是分割台中盆地与彰化平原的地理分割线。
可以这样说，大肚部落联盟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，正是依托了八卦山、大肚溪一带这种：依山、靠水、近海（增加了打通台湾南北通道的难度）的地理条件。在荷兰人统治时期，大肚联盟以允许荷兰人通过为条件，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。即使在郑氏台湾时期，其政治独立地位亦未被动摇。清王朝收服台湾之后，经历过一系列的争斗，这个平埔族的政治代表终于还是湮灭于历史之中。不过，这个枢纽点的地缘地位，并不会因此而消失。基于中台湾连接南、北台湾的重要位置，清王朝在台湾建省之后，曾一度以台中市为行政中心。八卦山、大肚溪一带易守难攻的地形，亦使之屡屡爆发战事，并一度被命名为“定军山”。比如在日本吞并台湾之初，由台湾本土力量组织义军反抗的“乙未战争”中，最大的一次战役便是发生于八卦山一带。
客观上，平埔族和大肚国都只是在台湾的地缘政治史中，匆匆露了一面。在这里拿出来解读，一是为了管中窥豹式的，了解一下台湾原住民历史；二是让大家对台中和中台湾的地理结构、地缘位置有个更清晰的了解。真正能够在台湾地缘政治史中，发挥重要影响力的，始终是有“国家”为之背书的岛外力量。公元1642年，击败西班牙王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，成为了全台湾岛的统治者。看起来，能够阻止荷兰人坐实台湾的，就只有来自海峡对岸的力量了。
然而此时统治中央之国的大明王朝，正陷入最为危急的时刻。在帝国的核心区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所代表的农民军，正在各地攻城掠地，动摇帝国根本；在长城以北，皇太极领导的清王朝，取得了“松锦之战”的胜利。满洲人的这场决定性胜利，不仅将大明王朝的军事力量彻底逐出了山海关以北地区，更标志着清王朝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逐鹿中原。两年以后，在李自成的进逼下，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山以身殉国，享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，正式宣告终结。这一变故，不仅使得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瞬间瓦解（吴三桂降清），更让满洲八旗在明朝终结的公元1644年，就得以入主北京。
304年后的1948年，中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。在锦州战役获胜的东北解放军，同样只花了数月时间，便通过“平津战役”的胜利，帮助红色政权成为了北京城的主人。只不过，这一次在关内承担瓦解任务的，不再是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农民军，而是同属红色军队序列的其它野战军。
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发生的这一幕，以及300年后的地缘政治轮回，似乎可以向我们揭示两个道理：一是中央之国的政治博弈、王朝更迭，自有其地缘政治上的规律可循。以“地理为经，历史为纬”的地缘研究法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掌握这些规律；二是在荷兰人经营台湾，包括击败西班牙这个竞争对手时，混乱的中央之国应该是没有政治力量，会去关注这块化外之地的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地缘也好、地缘政治也罢，影响其走向的地缘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就17世纪的情况来说，在大航海时代的助力以及日本的贸易需求下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。换句话说，即使大明王朝崩溃，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，强大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，也未必会坐视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。
在民间海上武装集团的做大过程中，大航海时代的助力尤为重要。研究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，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，早在元朝时期就已经以“倭乱”的面目出现了。只不过，基于日本的地缘位置原因，这一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包括朝鲜半岛西海岸，以及中国北方沿海的黄海地区。及至16世纪，葡萄牙人“帮助”激活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后，环中国海的博弈局面，开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。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，欧洲市场所额外发生的巨额利润，相当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。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，就是以闽南为核心的中国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，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。16世纪中期，在东海海域纵横的“假倭”， 取代在黄海海域为乱的“真倭”，便是这一变化对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之一。其后，大明王朝在无力解决东南海患的情况下，招安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海上武装集团，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，更是使得这一变化上升到影响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层面。
就“招安”这件事来说，通常的套路都如那本造反圣经《水浒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，被招安者最终消融于他们的洗白过程中。这并不是说，被招安者只有死路一条，只是说中央之国的集权体系决定了，他们无法再作为一个能享有独立军事自主权的集团继续存在。在郑芝龙之前，明朝政府所招安成功的多股海上势力，都被分化瓦解了。不过，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，给了这些民间海上武装另一个选择的机会，那就是与前者达成事实上的合作关系。
这种合作关系，简单点说就是一方面接受中央政府所授予的官职，并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；另一方面，则在军队招募、粮饷供给上完全自主。换句话说，被招安之前的私人武装及其所维持的海上贸易体系，在结构上并无变化。在以“公司”模式开拓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人看来，上述模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只是在集权体系下的中国，这样的合作通常只存在于乱世，并且被招安者往往会急于抛弃过往不容于正统价值观的生存模式，让自己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。
明朝政府之所以最终选择和郑芝龙合作，包括实际允许其拥有私人属性的军队，在于经营海洋与陆地实有很大的不同。在海洋之上，经济收入并非如陆地上那般，由固定的田产计算出来，而是通过贸易通路的垄断来实现的。劫掠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，并非是海上经营的常规手段。为过往商船提供武装保护，并收到一定比例的“保护费”，才具有可持续性。一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这种保护甚至不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航行上。在郑氏海上帝国做大之后，由郑氏发出的令旗成为了环中国海商船的护身符。一旦因受到其它势力攻击而遭遇损失后，护身符的发放者甚至会第一时间对船主给予经济补偿，以维护自己的信誉。
这种看似很黑社会的做法，本质与政府收取赋税，并承担维护秩序职责并无二致，所缺少的无非是一个官方认证罢了。中央之国在17世纪中期的政治乱局，以及海上贸易的繁荣，客观上都为东南民间海上武装提供了展示政治存在感的契机。公元1628年，一直在各方势力间游走，并已做大成环中国海最大民间武装的郑芝龙，正式接受明朝政府的招安，成为了帝国海上秩序的实际维持者。依靠这层官方认证，郑氏海上贸易帝国不仅得压倒其它同样背景的竞争者，还拥有了与荷兰人对角的资本。
地缘看世界
温骏轩专栏